放了，他们又会成为敌人的劳动力，下次继续作战；留下，则要消耗有限的粮食，经济负担沉重。
权衡之下，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将俘虏献祭给宗教神灵。
这便是人祭的起源。
此后的数千年，无论是新石器时代还是三皇五帝时期，人类生产力增长有限，人祭作为一种宗教传统得以延续，直到商朝仍然盛行。
商朝的疆域大致涵盖了今天的河南、晋南、冀南、鲁西和陕南等黄河中下游地区，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带。
那个时期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晚期，亚热带的北界大致在现今山东济南一带，因此黄河中下游地区遍布湖泊、沼泽和湿地，生活着象、水牛、犀牛等大型动物。
如今亚热带北部边界已南移至秦岭淮河一线，南方称为鱼米之乡，环境舒适。但在生产力尚低的商朝，适合耕种的土地极少，粮食产量有限。
在征服不服从的部族之后，简单粗暴地处决俘虏，确实是一种效率极高的做法。
同时，商朝青铜技术高度发达，明显领先仍处石器时代的落后部族，拥有压倒性的武力优势。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商朝成为一部以武力称霸的残暴机器，并基于原始宗教，形成了用人祭祀上帝的信仰体系。
那些被考古发现的人骨，正是这段血腥历史的见证。
二、
在商朝的宗教体系中，上帝被视为唯一的全能神，掌控着天地万物的兴衰，决定着国家的兴旺衰败，掌控人们的生老病死以及农牧作物的丰收与歉收。
历代商王去世后，其灵魂会升入天界，获得神格，享受后世子孙的供奉。只有当先王们满意时，才会保佑商朝，否则就会降下灾祸。
既然所有重大决策都依赖鬼神，那么商王和贵族最重要的职责便是祭祀。
通过大量献祭人和动物，满足上帝和先王的需求，祭祀者才能获得神灵的庇佑。底层商人负责祭祀的具体事务，而战俘和奴隶的人生使命就是成为祭品。
因此，在商朝，普通人毫无主体地位，也不需要或无法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。
即使是战争，商王在出征前也要进行隆重的祭祀，祈求神灵和先王保佑。军队行进时，先王牌位随军携带，遇到困难要举行祭祀以寻求神示。
战后，更会举行大规模祭祀，将俘虏献给神灵，以感谢神灵的帮助。
宗教和祭祀渗透于商朝社会的方方面面。
经过几百年的宗教祭祀，商王不仅是政治领袖，也成为人间与天界的桥梁，拥有宗教解释权，加之强大的青铜武力支持，形成了“圣王合一”的统治体系。
历史学者李硕在《翦商》中指出，宗教祭祀是划分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的重要手段。
祭祀参与者是“我们”，而被献祭的部族、俘虏和奴隶则是“他们”。
从大历史视角看，商人类似于清朝的八旗，而众多部族则如同庞大的汉族民众。
这一划分带来好处，统一了商人内部认知和记忆，便于形成统一战线，增强统治合力。
而“我们”之外的人是供养者，能为商人带来实际利益。
但这也带来弊端。
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的分界清晰，导致“我们”的范围不再扩大，“他们”反而遍布天下，扩大了敌对面，令商朝陷入持续的人民战争泥潭。
晚期商纣王父子废除了传统祭祀，推行“周祭”制度。
在这一制度下，上帝及自然神如山神河神不再享受祭祀，只有历代先王得到祭祀资格，祭祀时间和对象严格规定。
废除上帝祭祀，导致最高权威出现真空，而权力又害怕空缺，世俗商王便需填补这一空缺，成为真正的最高统治者，因此纣王及其父亲被称为帝乙和帝辛。
祭祀变得固定和刻板，神职人员权力被削弱。
从本质看，商朝末期的宗教改革实则中央集权改革，向世俗政权迈出重要一步。
祭品等级越高，祭祀效果越好，福报越多。
于是纣王不满足以奴隶做祭品，改用商朝贵族祭祀历代先王。
这种行为到底是名义上的宗教改革还是清洗旧势力，外人难以判断。
但纣王确实完成了“醢九侯、脯鄂侯、囚西伯、剖比干”等残酷政绩。
这导致旧贵族不满纣王抬高自身地位，剥夺权力，威胁生命。
结果纣王连商人内部的统一战线都难以维系，“我们”范围缩小到仅他和少数亲信。
如同晚清皇族专权时，连原本忠诚的八旗都不愿同流合污。
三、
《史记·殷本纪》记载：“帝纣资辩捷疾，闻见甚敏。材力过人，手格猛兽。知足以拒谏，言足以饰非。矜人臣以能，高天下以声，以为皆出己之下。”
面对众多贵族的反对，他却毫不在意，自信地宣称：“我生不有命在天乎？”
“我就是上帝，有历代先王护佑，谁能奈我何？”
这种态度堪称隋炀帝杨广的早期版本，充满强烈的个人自信。
然而时代已经变迁。
自公元前1200年左右开始，全球进入长达400年的气候降温期，古希腊迈锡尼帝国也因此覆灭，西方史学界称之为“希腊黑暗时代”。
具体到商朝，从气温变化图表可见，商朝时期气温急剧下降，短期内降低约三摄氏度。
殷都安阳位于太行山东侧，是亚热带和暖温带的交汇处，也是东夷出身商人可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